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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發布日期:2016-11-05    瀏覽次數:2816

來源: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網站 2016-11-03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1]],因此要“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2]]。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問題上的全新表述,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效途徑,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民主政治的長期戰略任務。所以,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對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歷史沿革

植根于中國土壤,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形成的協商民主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的自主成果和制度形式。大體而言,協商民主的發展進路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即“三三制”、協商建國到協商治國,其發展邏輯也形成了試驗、發展、制度環環相扣、漸次遞進的邏輯鏈條。

(一)協商民主的局部試驗:聯合革命與“三三制”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是異常艱巨和困難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學說同中國的實際狀況相結合,提出了統一戰線的戰略策略并付諸實踐。20世紀20年代初,為了共同反帝反封建,國共兩黨在政治基礎一致的前提下,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七七事變”后,基于共同抗日的政治基礎,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兩次合作與爾后的協商民主不屬于同一概念的范疇。

抗戰期間,為了增強政府與各黨派、各界人士之間的互動,在中國共產黨及社會各界的呼吁推動下,國民黨于1938年7月設立了國民參政會。國民參政會在形式上容納了全國各抗日黨派與社會各界的代表人士,它既是一個民意咨詢機構,也是一個協商政治機關。國民參政會為中共與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開展政治協商提供了平臺。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執政的條件下,在陜甘寧邊區和所有抗日根據地按“三三制”原則建立各級政權組織,在政權建設過程中,采用了先協商后決議、先協商后票決兩種民主形式的有機組合,并在邊區政府建立了“個別談心”、“小型座談會”等一系列相配套的制度,這些舉措是中國共產黨對未來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科學試驗。這種試驗是建立在深刻認識中國特殊的階級階層結構和社會現實狀況的基礎上,即廣大人民群眾對國民黨一黨包攬國是的普遍不滿,深入思考如何正確把握民意,如何順從人民的意愿,使一切愿意抗日的階級階層和各界人士均有參與國是的權利和機會,共產黨不包辦國是,而與其他階級階層和各界人士共商國是,開啟了中國共產黨與社會各界政治代表、民主人士實行民主合作,共建民主政權的偉大創舉。

(二)協商民主的實踐發展:協商建國與“新舊政協”

抗戰后期,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了憲政運動。為了配合這次民主運動,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作了“關于國共談判的報告”,正式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黨政府召集各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3]]同時,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也強調:先召集一個包括各黨派在內的黨派會議,就國是問題進行協商,以成立一個臨時的民主聯合政府;在抗戰勝利后,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普選,選出正式的民主聯合政府。然而,國民黨六大拒絕接受這一政治主張,頑固堅持一黨獨裁統治。國共兩黨建國主張針鋒相對,關系處于緊張狀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居中調停國共關系,與中共形成《會談紀要》。這是抗戰以來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與中共達成的第一個正式協議,表明了雙方在建國主張上完全一致,為今后結成事實上的同盟,彼此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抗戰勝利后,國共雙方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紀要》最重要的一項,是雙方確定立即召集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是謂“舊政協”。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這是試圖依托和平方式通過政治協商解決當時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的唯一一次會議,它創造了各黨派共商國是的組織形式,開創了中國共產黨同其他政黨在民主建國問題上進行政治協商的成功經驗,為政治協商發展成為一個制度形式奠定了實踐基礎。然而,國民黨在不改組政府的前提下擅自召開國民大會,單方面撕毀了政治協商會議協議。從此,國共兩黨的合作徹底破裂。

隨著解放戰爭的順利進行,中共發布了著名的“五一口號”,鄭重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4]]“五一口號”發布后,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確立了以合作協商為形式的新型政黨關系,開啟了中國各政黨之間的民主合作、共商國是的新途徑。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是謂“新政協”。會議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就建國方案問題進行了反復磋商,一些重要文件和法規的制定以及首屆政協、政府領導成員的遴選,也均由中共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反復磋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從此政治協商成為一種制度化的民主形式。

(三)協商民主的制度形式:協商治國與“商量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立初期,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從而使政治協商成為各級人民政權建立和運行的必然要求。從此,中國共產黨在民主政治發展中又開辟了一條新路:從協商建國走上了協商治國。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5]]的精神。在如何實行民主合作問題上,毛澤東指出“我們自己要有主張,但一定要和人家協商。”[[6]]所以,中共堅持平等協商原則,凡是重大方針政策、法律法規、重要事務、領導建議人選等都要事先進行政治協商,以協商求共識。正如1956年2月,毛澤東在同工商界人士談話中所說的,“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是跟工人、農民、資本家、民主黨派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7]]

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后,中共積極推進人大代議民主與政治協商的有機結合,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人民代表大會是權力機關,有了人大,并不妨礙我們成立政協進行政治協商。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的領導人物一起來協商新中國的大事非常重要。……人大的代表性當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協仍有存在的必要。”[[8]]一直到1956年,在整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一切黨和政府重大的法律、政策、重大問題都要經過協商討論決定。這一時期,根據形勢和任務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創造了“雙周座談會”、“協商座談會”、“最高國務會議”等行之有效的協商形式。從此,在我國的政治體制中,人大選舉投票和政黨間的政治協商各有制度、各有機構、各有群體、各自運行,有機結合、相輔相成,構成了我國政治運轉系統的“雙軌道”。這充分體現出社會主義民主的廣泛性和有效性,實現了最大多數人的民主權利,同時又照顧了少數人的合理利益訴求,顯示了選舉、協商相結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

政治協商是中國共產黨以領導人民爭取民主為歷史使命,獨立探索民主道路和建構民主制度的創造性成果,其主要載體是“三三制”政權,它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在構建民主政權中與黨外民主人士合作協商的先例。1946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同其他政黨、無黨派人士通過政治協商構建國家政權的先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協商制度水到渠成,適時而生。正是在長期的理論探索、政治實踐、經驗積淀和制度建設的基礎上,政治協商制度在內生的環境中生長發展和成熟起來。

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內涵

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9]],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10]]。體系的構建總是以內涵的明晰為前提要件。故而要構建協商民主體系,就必須全面把握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內涵。

(一)協商民主的中樞:政治協商

第一,中國共產黨對于協商民主制度化的認識是一個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過程。新中國成立后,是以政治協商為載體進行政權運作的。改革開放后,我國的政治協商逐步走上制度化建設的快車道。

一些學者認為我國的政治協商就是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這本身就是一種誤解。我國的政治協商是在兩個層面上進行的:一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代表人士的協商,雖有工商聯領導人參加,但從其性質上來說是黨與黨之間的協商。二是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進行的協商。1989年《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規定黨派之間政治協商有5種形式:民主協商會、小范圍談心會、專題座談會、情況通報會和書面協商。這些協商形式的表述不全面,2005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在原有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協商形式的基礎上,總結改革開放以來15年的經驗,又對人民政協內部的主要會議協商形式作出了新規定,主要采取政協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主席會議、常務委員會專題會議、各專門委員會會議等形式。至此,政治協商兩個層面10種形式基本定型。自十屆全國政協以來,又積極探索開展了四種重要的協商形式: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它們是政協可以經常開展、不定期進行的協商形式。尤其是提案辦理協商明確了提案交辦中的主體和責任,側重提案辦理后工作成效和成果轉化程度,提高了提案辦理質量。

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與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代表人士的政治協商,是一種高層次的政黨直接協商,它不存在任何中間環節,屬于最高核心層的協商,代表性強。主要研究解決一些戰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的重大問題,由于協商范圍小,容易舉行,也容易達成共識,并能保證協商內容的深度開展。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黨派和各界人士的協商,是依托人民政協開展的間接協商,著重研究解決一些策略性、現實性、具體性的問題,是體現更大范圍內的政治協商。兩種協商各具特色,互為補充,但不能混淆,更不能相互代替。

第二,政治協商的原則是把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首先,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這一協商原則非常重要,事后協商就等同于情況通報,會使協商流于形式。在黨和政府的決策之前圍繞重大決策和公共事務開展廣泛協商,以最大限度地達成共識,既能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民主權利,又能尊重少數人的利益訴求,在經過充分協商后,使各方面的政見基本上達成適當集中和統一,大大提高了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政治協商中的決策前和決策實行中的協商是不可分割的兩個環節。決策前協商強調的是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重大問題在作出決策前的協商,決策實行中的協商是一種社會治理層面的協商。這種協商既有咨詢之意,也有監督之責。對執政黨的決策來說,少數直接決策者和多數決策執行者是決策構成中的關鍵要素;人民群眾所直接面對的是多數決策執行者在貫徹落實決策過程中執行效果的反映,一項科學的決策在落實過程中走了樣,會直接導致決策的失敗,所以兩者同等重要,不可偏頗。

(二)協商民主的主干:社會協商

政治協商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協商。各民主黨派都是干部型、精英型政黨,其他協商主體也都是各族各界的政治代表人士,這些代表人士都是社會的精英,所以,政治協商的實質是一種與社會精英之間的民主協商形式。這些直接參與決策、影響決策的社會精英畢竟是少數,他們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從事職業和文化程度決定了他們的政治代表性存在局限,與普通人民群眾存在距離感,難以廣泛地代表和反映不同利益群體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伴隨著社會利益群體的多元化發展,這種單一的政治協商形式,已經無法滿足日趨復雜的不同利益群體多樣化利益訴求,因為“這部分群眾同那部分群眾之間,具體利益和具體意見不盡相同,也需要有互相溝通的機會和渠道”[[11]],這就是說,當代社會多元化發展急迫需要多樣化的民主制度形式,以解決社會發展一致性基礎上的多樣化發展的矛盾。為此,1987年中共十三大首次提出了各級黨政群團都要樹立“社會協商”[[12]]理念,在治國理政中與廣大民眾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13]]的戰略任務。社會協商制度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協商民主思想的理論內涵從單一型向復合型發展。

社會協商是指政治協商以外的社會層面的協商和對話,強調的是各級黨和政府、社會組織與公民之間的溝通、協商與對話,是對政治協商制度的有效補充。社會協商主要在兩個層面上進行:

第一個層面是行政協商,發生在政府治理范圍,由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組織,就具體的公共政策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主要體現為兩大原則,產生了一批具體有效的制度:一是“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14]],保證人民的知情權。1983年以來,新聞發言人制度已經在黨政軍群和司法部門相繼建立起來;各種形式的政務公開、黨務公開、村務公開、廠務公開、司法公開活動蓬勃開展。二是“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15]],保障人民的參與權,防止決策的隨意性。國家和地方相繼出臺了社會聽證制度、社會公示制度、決策咨詢制度、決策的認證和責任制度、政府與網民對話制度以及媒體公開討論等形式。此外,對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進行面對面的對話協商。

第二個層面是立法協商,發生在人大立法領域,主要體現為人大立法所涉及的相關問題在社會上公開征求意見的形式。人大立法是維護人民利益的重要政治行為,既是一項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又必須確保所立之法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維護民權。目前有效的制度形式和程序有:通過座談會、論證會,聽證、評估、公布法律草案等形式,以確保人民群眾在法律起草和修改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參與和協商,保障人民群眾的立法建議權,使法律的制定反映和綜合社會多方面的利益需求。

(三)協商民主的根基:基層協商

1992年,黨的十四大強調在民主決策層面認真聽取群眾意見,實現科學與民主決策。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了“擴大基層民主,保證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16]]在推進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建設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倡導在基層群眾自治決策的過程中,開展更為廣泛的基層協商民主形式,“讓群眾參與討論和決定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17]]

基層協商主要發生在社會自治領域,與我國社會發展整體水平相適應,更與鄉村(社區)建設單位的村民(居民)自治相契合,中國的許多地區都建立起村民、居民自治過程中的協商民主議事制度。近年來,我國在公民參與公共決策形式上,探索中出許多制度創新。如民主懇談會、民主商談會、公民評議會、社區議事會、村民或居民代表會等,此外還有咨詢協商會、民情直通車、便民服務窗、市民論壇、鄉村論壇等。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開展形式多樣的基層民主協商,推進基層協商制度化”。[[18]]以協商形式推動農村和城市社區基層民主,保證“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19]]和“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20]],保障居民(村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促進村務(社區)管理與決策的民主化,是我國基層民主建設的一個重要實踐,對于我國的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內涵是十分廣泛的,它包括:政治協商制度、社會協商制度和基層協商制度,這三大制度有效構成了社會精英群體、社會大眾和基層民眾三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化體系。在這三大協商民主制度中,政治協商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中樞。政治協商具有較強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協商的問題關系到國家全局和地方全局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這種協商形式較為規范和成熟,是當前我國協商民主的最高層次和主要形式,在社會主義協商制度中具有核心地位。社會協商則屬于中間層次,它的協商內容更為廣泛,協商形式更為多樣,協商方式更為直接,更能適應多元化社會的需要。基層協商則與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相伴生,是在基層群眾自治決策的過程中開展的最為基礎和廣泛的協商民主形式。

三、協商民主的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

關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其基本概念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各族各界人士和人民群眾,對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決策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開展廣泛協商,既維護整體利益又兼顧各方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

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21]]的總體部署,發展協商民主就是通過一系列科學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設計,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實踐及其過程,以促成社會上各種政治主體之間廣泛協商和互動治理,使廣大人民群眾都能在體制內充分和便利地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民主權利,自由、平等地參與公共生活和國家管理,參與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執行,參與自身利益落實和維護;促進黨和政府的科學決策與理性施政,在確保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協調發展的同時,實現人民群眾與政府、政治代表人士和社會組織相互之間關系的和諧。

就廣泛而言,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主體極具廣泛性,包括執政黨和政府、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社會組織、基層自治組織、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社會大眾和基層群眾。協商民主倡導積極的公民參與意識與公共協商精神,有效校正選舉民主對主體資格的忽略,把更多的利益群體納入到決策領域和決策過程中來,培養有素養有協商能力的領導干部和有責任感有協商經驗的人民群眾,確保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真正實現。

就多層而言,協商民主的“多層”是通過制度體系來彰顯豐富的層次性。協商民主是政治協商、社會協商和基層協商多層互補的制度體系。政治協商制度、社會協商制度和基層協商制度三大制度在縱向上層層展開,構成了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

就制度化而言,政治協商制度在中央和省一級都有比較規范的制度設計和運作程序,而在市縣一級仍未有具體的配套制度和運作程序。所以,政治協商制度仍需要進一步發展完善。

從社會協商和基層協商層面來說,其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存在較大空間,尚缺乏必要的程序和流程設計,現有的制度都是各地獨創的,相互之間差異很大。從國家到社會、新興社會團體、行業組織、新興利益群體及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協商渠道并不暢通。所以,我們黨就更加側重建立和健全社會和基層協商制度和工作機制。社會發展是一個社會階層裂變化、社會矛盾多樣化、利益訴求多元化的過程。因而,黨和政府的決策必須通過協商民主形式有效涵蓋多元化利益主體的意見,保障公民正當的利益訴求在決策過程中體現出來,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避免沖突,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所以,黨在健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傳統協商議事渠道的同時,要為新的社會利益主體,特別是游離于體制邊緣的利益主體建立協商渠道,更要為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經濟社會發展重要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提供廣泛協商對話的平臺。

協商民主的制度化,需要配套相應制度和程序。首先,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干部要增強協商意識和協商能力,主動協商并善于協商,充分聽取不同的意見和建議,滿足各方面的利益訴求,才可以真正做到民主決策、科學決策。決策過程只有公開透明,老百姓才能理解,才會滿意,才能夠對黨和政府有自覺的認同,這本身就是一個凝聚共識的過程。同時要使協商真正有用,各方面反映的問題必須納入到黨和政府的重要決策中。只有把社會大眾的利益訴求納入到黨和政府決策中,對各方利益進行有效的整合,才能真正代表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們的社會才會穩定發展。其次,還要加強基層群眾民主協商意識的培養。一方面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在有序參與中學會協商;另一方面要讓各個基層組織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發揮作用,廣大群眾有什么問題反映給他,對一些有代表性的問題及時向黨委和政府反饋,讓雙方及時進行對話溝通協商,從而使一個個矛盾爆發點及時化解在最基層。最后,還要建立協商結果的反饋制度,需要規范政府采納協商結果的機制,特別是采納處理后的反饋機制。

全面推進協商民主的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形成一整套規范化、程序化的協商民主制度。并把這樣一個縱向多層、橫向聯動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同逐步完善、不斷發展的選舉民主制度相配套,從而更好地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真正發揮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優越性。

四、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為己任,緊密結合政治協商的發展經驗,獨立探索適應多元化社會發展要求所建構起來的一套民主制度體系。這套民主制度體系立基于中國場域的自主性、生發于中國歷史的契合性以及因應于中國文化的傳承性,故而與西方的協商民主比較而言,有著其獨特優勢。大體而言,這種獨特優勢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國情基礎、理論依據、政治前提和文化支撐。

第一,從國情基礎來看。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優勢。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超大規模發展中國家,發展不平衡性決定了全國直選的難度性。周恩來曾經指出:“關于直接選舉的問題,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直接選舉目前實在不容易辦到。”[[22]]建國初期做不到,今天也很難做到。正如溫家寶同志所言:“中國很大,人口很多,經濟不發達,發展又不平衡,現階段在更高層次上開展直接選舉,條件還不成熟。民主建設特別是直接選舉,要根據國情循序漸進。”[[23]]目前,我國的直選仍停留在鄉鎮層面,一個主要原因在于選舉民主固有內在缺陷所蘊含的高風險性。從實質上看,選舉民主是一個“你上我下”的對決過程,整個過程充滿了強烈的對抗性和激烈的競爭性,稍有不慎會造成矛盾的激化、利益的分化以及社會的裂化。

從理論上說,選舉民主屬于“政道”民主,涉及權力來源問題,解決的是由誰來治理的問題;協商民主屬于“治道”民主,涉及權力運行問題,解決的是如何治理的問題。我國是中國共產黨一黨長期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的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國已經在宏觀上解決了由誰來治理的問題,而在微觀上應該如何治理的問題則有待進一步的解決。當前,我國行政主導型的治理體制剛性有余而彈性不足,難以有效吸取多元化的利益訴求,由此造成社會矛盾大量堆積在基層,這些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因而最科學的解決方法就是協商,協商民主既提供了一個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新思路,也可以較大緩解并逐步釋放社會內部壓力,使民眾能夠通過正常的體制內渠道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表達自身利益訴求,避免社會的劇烈動蕩。

綜上可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因應我國的基本國情而產生和發展的。同時,這也反映了中西的協商民主是根本不同的。我國的協商民主是中共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與人民民主理論的有機結合,是在獨立探索民主道路和建構民主制度的過程中創立的,是伴隨著實踐不斷豐富發展的,而又去指導實踐的。所以我們是先實踐,后理論歸納;而西方的協商民主先進行理論思辨、推導和演繹,待理論成熟后,再進行實踐的,而且時至今日,西方的協商民主也更多地只是停留在理論研究和反思層面,在實踐中鮮有應用。

第二,從理論依據上看。資本主義民主的價值取向和基本前提是分權制衡、公平競爭,特別是把允許反對派的合法存在作為民主的一個基本特征。這就決定了其民主的主要實現形式是選舉,通過幾年一次的兩黨或多黨競爭執政權來體現其民主的真實性。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憲法規定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使命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有利于更充分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因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中不存在根本的利益沖突,沒有必要把實現人民的民主權利建立在不同政治代表之間的生死競爭上,而是強調人民依法享受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又強調對人民內部的共同性問題的決策盡可能進行民主協商。協商民主作為人民群眾為黨和國家科學決策而建言獻策的主要方式,是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管理的主要途徑,是監督黨和政府依法施政的主要渠道。它不但實行于決策之前,而且存在于決策執行過程中,可以有效發揮參謀、警示和糾錯功能。

第三,從政治前提來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協商民主的政治前提。協商民主是一個形成共識的過程,需要一個強大的政黨主導社會整合,中國共產黨能夠引導人民群眾理性地參與協商,承擔起吸納、協調、平衡、凝聚和整合民意的責任。所以,協商民主的過程不論是組織體系還是程序過程,都必須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中國共產黨可以通過黨的各級組織以及所團結的各民主黨派各族各界別人士,建立協商政治運作的組織與機制。并可以通過基層組織、工青婦等外圍組織以及黨所聯絡的各種社會組織,在社會領域為協商民主運作建立覆蓋面廣、協調面大的組織機制,保障協商民主的有效運行。此外,中國共產黨的卓越政治智慧和巨大政治勇氣也是發展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中國共產黨選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作為推進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形式,既可以有效地化解疊加的社會矛盾,又規避了一定的風險代價。協商民主既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風險和受益之間的整合點,又是發展和穩定之間的平衡點,故而是一條“低風險、廣受益”的發展路徑。

第四,從文化支撐來看。“文化是制度之母”。[[24]]我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國家的制度設計無不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之中,協商民主的確立和發展與中國政治文化密切相關。中國哲學奉行“中和”思維,體現在政治價值觀念上是重諧和。中國古代思想家一般視“和”為事物生成的依據,視為政治的最高境界和治國安邦的首要價值標準。“中”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主張凡事應當有一個合適的度,超過為“過”,沒有達到則為“不及”。孔子把中庸納入到儒家的政治思想范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之位焉,萬物育焉。”中庸意味著允許多樣存在,主張平衡、“寬和”,用于政治能調節各種社會矛盾達到中和的狀態,形成祥和的局面。儒家的中和觀對利益主體多元共存、兼容并蓄的強調與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甚為契合,為協商政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礎和豐富的精神資源。以“和”文化為內在精神和顯著特征的傳統政治文化體現在政治上,強調和諧共濟,倡導“和而不同”、“求同存異”,這與協商民主所倡導的基本理念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以“中和”文化為依托的傳統政治文化為協商民主在中國的確立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背景,構成了協商民主精神植根中國的重要本土資源。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有理論可循、有制度可依、有文化支撐、有特色可顯,因而展示著濃郁的中國風格,表現出鮮明的中國氣派,彰顯著獨特的中國優勢。

(作者:李金河)

[[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頁。

[2]《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頁。

[[5]]《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頁。

[[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633—634頁。

[[7]]《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633—634頁。

[[9]]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頁。

[10]《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頁。

[[11]]《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

[12]《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

[13]《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

[14]《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

[15]《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

[[16]]《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頁。

[17]《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頁。

[18]《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頁、第29頁。

[19]《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

[20]《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

[2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頁。

[[22]]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人民政協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頁。

[[23]]參加[EB/OL].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4786507.html,2006-09-06/2013-12-06。

[[24]]溫家寶:《同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1年4月18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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